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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7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has publicly exposed seven mental problems in violation of the eight central regulations.

日前,中央纪委对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强调2017年“五一”、端午将至,要进一步严明纪律,净化节日风气。这7起典型问题是:  重庆市巴南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范勤等人违规公款出国问题。2016年6月,范勤等6人通过联系旅行社购买邀请函、编造虚假行程等不正当方式,于2016年6月27日至7月4日赴日本和韩国开展招商考察活动。其间,擅自变更大部分经批准的出访行程及任务安排,并自行增加行程,参观多处旅游景点。产生的67060元超标费用由随行人员虚构名目在各自所在单位分摊报销。回国后,范勤等人未如实报告出国期间的实际行程,并将旅行社编造的虚假出访报告上报。范勤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处分,被免去巴南区副区长职务;随行人员分别受到相应纪律处分,并退赔超标费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环境保护监察执法局局长孔令彬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14年4月至2016年3月,孔令彬多次收受下属单位所送礼金共计5万元,及面值5000元的加油卡一张。孔令彬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处处长谢强公款旅游等问题。2014年暑期,谢强等人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走访慰问甘肃、青海贫困生活动期间,先后到甘肃、青海等地多个景点旅游;2015年暑期,谢强等人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走访慰问甘肃、广西贫困生活动期间,到甘肃、陕西、广西、湖南等地多个景点旅游。谢强等人旅游期间的交通、住宿、餐饮费用和景点门票全部用公款报销。2015年初,谢强使用本处“小金库”资金4万元购买购物卡,赠送给校领导和发放给本处工作人员。谢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  湖北银行恩施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张毅违规组织公款宴请问题。2015年10月25日下午,张毅等人在武汉市某酒楼宴请庞红艳,祝贺其调任省地质局副局长。餐费共计3815元,由张毅安排恩施分行办公室负责人支付,并分6次用其它发票冲销抵账3798元。张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湖北银行恩施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职务,并由个人承担宴请费用;庞红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公安局调研员郑朋文大操大办儿子婚宴、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16年1月,郑朋文分两次大操大办其子婚宴,比当地规定标准超出15桌,违规收受礼金47897元。事后,郑朋文未如实向组织报告其超标宴请、违规收受礼金有关情况。郑朋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退回违规收受的礼金。  中国保监会陕西监管局保险中介监管处原处长曹春喜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收受礼品问题。2015年11月,曹春喜在受理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筹建申请后,接受该公司发起人在其公司食堂的宴请,并收受高档白酒等礼品。曹春喜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被免去保险中介监管处处长职务,承担用餐费用并退赔礼品。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王广昀等人超标准公务接待等问题。2016年4月26日,应王广昀及大庆油田水务公司经理姜国生邀请,大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姜廉到大庆油田水务公司,与王广昀及大庆油田纪委书记李逵座谈沟通有关工作,并于当晚在公司食堂就餐。4人就餐花费1493元,比本单位规定接待标准超出693元。组织调查期间,经王广昀、李逵同意,姜国生编造因公宴请大庆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虚假情况,企图掩盖事实,李逵在初核报告上签字背书并上报。王广昀、李逵、姜国生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李逵被免去大庆油田纪委书记职务;姜廉被批评教育,并在民主生活会上作出深刻检查。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作风建设成效有目共睹,但顶风违纪问题仍时有发生,有的“四风”问题还改头换面、潜入地下。上述7起问题就很典型,有的擅自变更出访路线、上报虚假出访报告搞公款出国旅游,有的将公款宴请费用化整为零、分批报销,有的到食堂等内部场所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服务对象宴请,更有甚者在组织调查期间弄虚作假、对抗调查。这些受到处理的党员干部,明知中央有纪律要求,但仍心存侥幸、我行我素,触碰纪律红线,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受到严肃处理。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必须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推进。“五一”、端午假期将至,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旅游等“四风”问题易发多发。各级党组织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大工作力度,把纠正“四风”往深里抓、实里做。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继续紧盯节日假期,守住节点、寸步不让,强化监督检查,发现违纪行为要严查快处,典型案例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既要以身作则,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又要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抓好本单位本部门纠正“四风”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017年04月26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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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8

Chen Geng Cultivates Aerospace Talents in Harbin Military Industry

原标题:陈赓在哈军工培养航天人才  1952年6月,为发展现代军事技术,培养现代军事工程技术人才,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把志愿军代司令陈赓从朝鲜战场上抽调回来,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9月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59号院组成,陈赓被任命为主任。1953年4月25日,学院基建破土动工,陈赓铲下第一锹土。  9月1日,以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为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如期开学,陈赓被任命为院长兼政委。  在陈赓的领导下,军事工程学院建设事业于1955年初具规模。1957年底,第一期学员完成了毕业答辩(个别专业是毕业考试),学院教学工作走完一个周期,至此,学院基本建成。钱学森1959年1月23日来学院参观时说:“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性的军事技术院校,在世界上也是奇迹。”  从1953年9月1日到1966年6月l日,学院共招收13期18233名学员,培养出一万多名毕业生,研制出许多国内外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多项科技成果填补了国防高科技的空白。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领导人就开始考虑发展自己的导弹技术。1954年,陈赓随同彭德怀所率军事代表团赴苏联参观原子弹爆炸实兵对抗军事演习,深受触动,回国后就考虑要着手培养原子弹、导弹人才。钱学森曾回忆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就是陈赓大将。”  1955年11月初,在陈赓的倡导下,哈军工的任新民、周曼殊、金家骏三位教员给国防部写了一封信,提出研制我国火箭的建议。在陈赓的启发和配合下,1956年成立了导弹研究院,此后,陈赓一直很关心这项工作,还亲自从哈军工抽调一批专家和教授支援,组织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随着中央军委批准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建立我国导弹专业,哈军工于1958年在空军工程系下设导弹原子科,并于1959年2月正式成立导弹工程系(1961年以后改为火箭工程系),这是我国第一个导弹工程系,下设弹体发动机、自动控制、无线电遥控遥测、飞行力学和射击原理、特种武器5个专业。时任导弹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再次来到哈军工,就导弹工程系成立后同五院的合作问题与学院领导交换意见。陈赓还派人抢建了存放我国最早的教学导弹1059(我国从原苏联引进的第一枚弹道导弹)的库房,保证了导弹工程系的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陈赓指出:“处在今天的原子、火箭时代,我们有可能、而且必须积极运用各种科学技术成就,大力培养高质量的科技人才,以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根据军委以导弹为重点的发展方针和学校实际,陈赓认为,全军只办一所综合性的技术学院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需要。从1960年下半年,分建工作全面展开。1961年8月,学院又相继成立了原子工程系和电子工程系。两个系的很多专业科目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尖端专业。那时核武器问世才十几年,我国还没有原子弹,哈军工却已经设置了核爆炸、核动力等专科。  为了克服师资力量相对薄弱问题,陈赓请示周恩来总理批准,从留苏的导弹、原子弹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和地方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中,抽调一批科技人员担任教学、科研工作。  为了解决教材问题,陈赓曾指示国防部办公厅让驻外使馆的武官搜集外国相关资料,直接寄到学院,教授们翻译后将内容编入教材。哈军工教师王孝先编写的《核物理》、陆埮编写的《核武器杀伤破坏因素》成为我国早期核武器试验时必读的参考书,张若琪编写的《内爆力学讲义》、欧阳昌宇编写的《原子核反应堆理论纲要》成为我国原子专业的第一批专业教材。   在陈赓倡导下创建的导弹、原子、电子等尖端系及专业,培养了一大批国防科技事业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起步准备好了人才库。  贾晓明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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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2

Firmly Establish "Four Consciousness" and Achieve Political Qualification

—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系列谈之一原标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政治合格  当初入党的誓言还记得吗?为什么而出发的初心还在吗?走在新的长征路上,如果每名党员都能不失本色,都讲政治、守规矩、能担当,至少满足“合格”的标准,那么我们的队伍必将团结有力,我们的征途必将宽广光明。  在“学”中筑牢思想根基,在“做”中彰显党员本色,“两学一做”开展一年来,学习教育活动作为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建党的有力抓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在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重要指示。为此,“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在真学实做上深化拓展,引导广大党员增强“四个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  毛泽东同志曾说,不讲政治,就等于没有灵魂。1986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特别强调,讲政治是第一位的,并把“做政治的明白人”列在对县委书记四个要求之首。讲政治,强调的就是政治合格。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同样,讲政治也是每个党员的立身之本,是做合格党员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政治合格,前提是坚定理想信念。“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政治上就靠不住。盘点落马贪官的忏悔书,失足者都是从理想信念的松弦开始堕落的。坚定理想信念是思想上的返璞归真,也是党性上的固本培元。理想信念不是虚妄而空洞的,它就蕴藏在党章的每一个条款中,对党员权利与义务、行为的标准与底线的认知与态度里。党章作为共产党人正心修身的根本标准,每一个党员同志当用心学、反复学,联系实际学,带着目标学。唯有把好理想信念关,才能有力抵御各种错误和诱惑,心中有党,方能做到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政治合格,关键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四个意识”有没有、强不强,是衡量是否政治合格的关键标准。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在大是大非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心中有全局,而且能够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才能克服改革中的本位主义,实现全国一盘棋。特别是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推进改革攻坚克难、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更需要广大党员增强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能结合实际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中央明令禁止和反对的事情坚决不做,始终做到政治上坚定清醒、思想上同心同向,行动上不偏不松。“四个意识”并不会自动形成和树立,广大党员要主动学习、自觉参加教育培训,并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砥砺党性,让理论信念真正在思想深处扎根。  去年,一条名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片头自问,让不少党员再一次在心中掂量“共产党员”这四个字的分量。当初入党的誓言还记得吗?为什么而出发的初心还在吗?走在新的长征路上,如果每名党员都能不失本色,都讲政治、守规矩、能担当,至少满足“合格”的标准,那么我们的队伍必将团结有力,我们的征途必将宽广光明。  王丹2017年04月28日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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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2

The 11th round of inspection tour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announced the rectification of 12 units and regions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7日公布了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的12个单位和地区整改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坚持立行立改、全面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截至目前,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中指出的33个问题已经全部对照整改。在104项具体整改任务中,75项已经完成,20项已经立行立改并将长期坚持,占全部整改任务的91%。另有9项整改任务将在年内完成,目前已经取得实质性或阶段性进展。共制定或修订出台规范性文件46件,发出通知11个,举办全国性会议或培训7次。对中央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和不良反映,支持配合驻院纪检组严肃核查,依纪依规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将中央巡视反馈的10个方面问题,细化分解为33大项140个小项整改任务措施,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其他省级干部牵头、16家区直单位具体承担。对中央巡视组移交问题线索分门别类逐一梳理、逐一跟进,严格按照“五类方式”进行处置。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及时研究、集中处理,对有关高校违反政治纪律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28人、出版存在严重政治问题书籍的相关责任人员19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并责成有关高校党委作出深刻检查。对马山县虚假认定扶贫对象涉及的52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经济日报编委会在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各位编委表示要发挥好“关键少数”作用,强化责任担当,带头落实整改,推动事业发展。针对过度追求经济利益,主责主业不聚焦的问题,编委会进行认真对照检查,作出深刻反省。针对发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3月份起废止了《经济日报社品牌推介经费和事业发展奖励计提办法(试行)》,坚决纠正向驻地记者站提供按发行量计提品牌推介经费的违规行为。对2016年度抽查核查中发现不如实报告的及时作出处理,其中,处分2人,组织处理28人。  中国外文局局长办公会议对中央巡视组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分析、逐项细化任务、逐一提出整改措施。对历年来的信访线索进行起底梳理,对应办未办的线索尽快办理,对实名举报未反馈情况的,通过适当方式进行反馈。对中央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和信访举报材料,中国外文局已会同中央纪委驻中央宣传部纪检组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处理。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12次党组会,共研究讨论了44个议题,其中巡视整改议题28个。对涉及12名干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对2名处级干部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调离财务工作岗位和行政记过处分、调离新闻出版编辑工作岗位,对1名局级干部、4名处级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对中央巡视组移交的局级干部问题线索,按照干部监督管理权限,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处置工作。  中国工程院党组把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细化分解为3大类、8大项、34个问题,研究提出了80项具体整改措施,制订修订58项制度。针对党的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问题,采取了20项整改措施;针对党的建设虚化、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采取了34项整改措施;针对履行“两个责任”不到位、全面从严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的问题,采取了26项整改措施。在院网站设立投诉窗口,在科学道德办公室设立专用投诉电话,严肃查处院士违纪违规行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按照分解任务实行编号制,落实责任实行挂号制,解决问题实行销号制的要求,对照巡视反馈意见,梳理形成3大类8个方面31个问题,研究提出78项整改措施,分解细化任务218条。针对巡视反馈的179名流动党员有103人未转党组织关系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中国侨联党组对3个方面11个突出问题46项需要着力整改的问题,共提出119项整改措施,班子成员对所有措施均提出完成时限。逐一对21名涉及违规兼职的离退休领导干部进行核实、提醒,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辞去所兼职务。超过70岁的12名离退休领导干部已全部辞去相关兼职;兼职连任超过2届的9名离退休领导干部中7名已辞去相关兼职,1名属信息有误,1名属选举产生且具有专业性和特殊性;兼职2个以上的6名离退休领导干部,1名辞去其中1项兼职,5人辞去所有兼职;兼职领酬的2名离退休干部已全部办理解聘手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将反馈意见指出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3个方面10大项的问题,分解为34项整改任务,每项任务都分别由7位党组成员作为牵头人和责任人,并且明确了责任单位、具体措施和时间进度,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认真整改巡视组反馈的3起违纪滥发津补贴事件。  中国残联党组将专项巡视意见提出的3个方面10个问题,细化为65项具体整改任务。将意识形态责任制监督检查报告指出的3个方面9个问题,细化为44项整改任务。2016年初开展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整治工作,采取建章立制、退还款项、调整账目、责令检查、会议通报、诫勉谈话等方式,对发现问题逐一进行整改。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逐项梳理分析中央巡视反馈的问题,列出40个具体问题和93项整改任务。截至目前,按照院巡视整改台账的相关时间节点,已完成到期整改任务67项,计划完成率100%;未到期任务24项,拟于年内全部完成(不含巡视反馈意见的2个问题线索)。严肃开展执纪问责,已给予相关责任人处分29人,诫勉谈话65人,组织调整4人,通报批评或做出书面检查390余人。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巡视发现的问题表现在下面,主要责任在领导班子和成员。针对“有的违规在企业兼职取酬”的问题,已查实情况,当事人已在巡视整改之前辞去兼职,并退回违规报酬。针对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填报不实的问题,已于2016年3月对相关同志进行诫勉谈话和提醒谈话。规范干部档案管理,明确干部档案收集归档程序,目前已完成收集170余人的学历学位证书;追补干部任免考察材料19份;加快全院“三龄两历一身份”信息审核工作。   2017年05月02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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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3

The Strategic Design of the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法治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战略理论上,把全面依法治国定性为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法治保障,是一场以法律法规立改废释为主要特征的“法律的革命”;在战略安排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全面落实,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协调发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战略设计。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  全面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所以是革命,是因为它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法治改革,属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然司法体制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其他组成部分,如立法体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法律监督体制改革、全民守法体制改革等,当然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    全面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引领、规范、推动和保障等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发展民主政治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依照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和运用宪法与法律治国理政,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从法治的内在功能和价值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不断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同时使这些法律和制度良好有效运行,实现良法善治。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法律的革命”。习近平同志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布局的高度,从多个角度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性质及其重大意义作出了精辟论述。他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法律上层建筑的重大变法或变革,是具有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法律革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许多是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利格局调整的“硬骨头”,都是必须改的。而法治领域的改革涉及公检法司等国家政权机关,社会关注度高、改革难度大,更需要自我革新的胸襟。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充分准备。正因如此,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治保障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法治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治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含着到2020年初步建成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法治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在价值层面追求的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有序,充分保障人权与人的尊严;在制度层面追求的是人民主权、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治权,努力建成法治中国;在实践层面追求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办事,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实现良法善治。与此同时,全面依法治国通过特有的制度安排、规范手段、教育强制功能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效的法治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相辅相成。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姊妹篇,我们要切实抓好落实,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像两个轮子,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滚滚向前。”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顶层设计。全面依法治国是引领、促进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式,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动力。要用法治思维正确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统一,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各方面。与此同时,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这个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方略和法治这个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过程,落实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以及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各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和法治体系整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才能深刻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解决好道路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全会决定有一条贯穿全篇的红线,这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自己的时空定位和时代特色。相对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而言,我们所走的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法治道路和法治模式,决不能混为一谈;相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而言,我们所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国家与法的论述和描绘,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相对于历史上中华法系的法文化和法制度,我们今天所走的是一条现代化的法治道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基本原理,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从当代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实践出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理论的继承、创新和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指导、思想基础和学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由四个主要部分构成,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价值理论、制度规范理论、实践运行理论、法治相关关系理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总目标的提出,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提出,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也具有独创性,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个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这段论述表明,一方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关系而言,前者从属于后者,本质上是后者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反映;另一方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内在统一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三位一体的,它们构成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指引、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共同引领并保证依法治国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  2017年05月03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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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3

Secretariat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entral Committee: Do not forget your initiative mind Follow the Party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5年的基本遵循原标题:不忘初心跟党走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5周年。9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从那时起,我们党始终将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为开展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从那时起,中国青年更加紧密、更加自觉地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团的组织中,揭开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帷幕;从那时起,共青团始终紧跟着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青年,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95年来,共青团始终牢记和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推动中国青年运动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舍生忘死、抛洒热血,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恢复国民经济和时间赛跑,冲到生产劳动最前线,勇挑重担、艰苦创业,再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为祖国繁荣富强开拓奋进、锐意创新,共青团团结带领一代代青年用满腔热血、奋斗激情和聪明才智谱写出一首首壮美的青春史诗。学雷锋、希望工程、青年文明号、青年志愿者、保护母亲河、挑战杯等团的品牌工作,至今在中华大地产生着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董存瑞、刘胡兰、雷锋、张海迪等青年模范人物,至今仍是激励一代代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共青团工作,对加强和改进共青团工作、推进共青团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形势下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推动共青团事业迈上了改革创新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共青团必须深刻把握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定位,着力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切实避免和克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密切与青年的血肉联系,更好地担当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政治责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共青团必须顺应发展大势和历史潮流,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青年的热情和干劲奋勇投身建功中国梦的时代洪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更好地贯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主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共青团必须持之以恒地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帮助广大青年坚定树立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薪火相传、兴旺发达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力量,更好地履行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共青团必须改革攻坚,从严治团,破解长期制约发展的思维定势和体制机制、重点难点问题,使团干部更像团干部、团员更像团员、团的组织更加充满活力,使共青团焕发新的生机、创造新的辉煌。  回顾共青团走过的95年,是高举党的旗帜、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95年,是紧紧与全国广大青少年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的95年,是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凝聚青年心汇聚青年力的95年,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95年,是根据时代任务的变化、不断改革创新的95年,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依章程积极作为的95年。一部团史,就是紧跟着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孜孜以求的创业史、奋斗史,也是几代共青团人用理想和心血铸就的光荣史。以党的政治纲领为奋斗目标,以党的指导思想为行动指南,以党的中心任务为光荣使命,始终是共青团95年发展历程中融入血脉和灵魂的初心。共青团95年积淀的宝贵经验,既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迪,也是共青团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基本遵循。  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事业前进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共青团犯一千条错误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条错误不能犯,就是脱离党的轨道”。共青团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自觉坚持党对团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团的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任何时候都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同向,任何情况下都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站在理想信念的制高点上感召青年、凝聚青年,坚持不懈以当代中国最鲜活、最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团、教育青年,把理想信念融入全体团组织、团干部和团员的灵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是共青团履职尽责的关键。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每个团干部都有二三十名贴心的青年朋友,那做工作就不一样!”共青团必须牢固树立“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的意识,转变机关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落实好常态化下沉基层、直接联系青年、向基层服务对象报到等制度,畅通密切联系青年的渠道,促进团青关系紧密融合。必须聚焦密切联系青年的核心任务,把思想政治引领贯穿团的工作和活动全过程,通过报告宣讲、分享交流、社会实践等途径,培养广大青少年对党的深厚感情,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必须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让青年当主角,以青年喜闻乐见、便于参加的形式方法设计和开展团的工作,把党的决策部署转化为青年的自觉行动,把青年的呼声意愿转化为党的关心关切,形成与青年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更好地引领青年听党话、跟党走。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共青团的工作主线。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是团的工作主线和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青团要“组织动员广大青少年支持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共青团必须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创新组织动员团员青年服务大局的载体和方式,深入开展“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学习总书记讲话·做合格共青团员”“青春建功十三五”等主题宣传教育实践工作,做强擦亮青年文明号、青年突击队、青年岗位能手、青年志愿者、创青春等工作品牌,引领广大青年在重大科技攻关、重点工程建设、急难险重任务、网上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着眼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突出青年创业就业、青年志愿者服务管理、青少年校外教育、青少年事务社工人才队伍建设、预防青少年犯罪等领域,积极承接政府青少年事务职能转移,提升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水平。  竭诚服务青年,是共青团组织的生命线。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传递党和政府温暖、为青年服务是共青团的天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团组织要“千方百计为青年排忧解难,成为广大青年遇到困难时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共青团必须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坚持以青年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思想政治引领寓于服务青年之中,通过促进“青年之声”和“青年之家”融合,实现“线上”信息化服务和“线下”实体化服务相结合,解决供需对路的问题;通过“眼睛向外”和“眼睛向内”相结合,既争取党政资源、社会资源服务青年需求,又挖掘自身潜能把团内力量和服务资源向基层配备倾斜,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打破团的机关和基层分离状态,组织活动请青年一起设计,部署任务请青年一起参与,表彰先进请青年一起评议,实现“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相结合,解决服务落地的问题。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地向党和政府反映青年的诉求,切实维护和增进青年的合法权益。落实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实施好党和国家的青年政策,把党的关怀送到青年中去,形成系统服务青年发展的“国家力量”,让青年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增强获得感。  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共青团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青年是时代的晴雨表,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总是最先投射在青年身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的工作要把握住广大青年的脉搏”。95年来共青团之所以能够保持生机活力,正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始终注重团的建设、创新团的工作,自觉做到与时代同发展、与青年同步伐。在社会结构和治理方式深刻变化、经济组织和商业模式深度调整、技术变革和社会生活持续更新、资源配置和动员方式重大转变对青年带来深刻影响的新形势下,共青团唯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变革、把准青年脉搏,坚决解决思想方法、工作方式、组织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方能站在潮头引领青年,否则就容易成为青年的尾巴。必须围绕构建“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团”四维工作格局,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攻坚克难,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和作风深化共青团改革攻坚,促进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使共青团工作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依法依章程从严治团,是共青团强健自身、长远发展的内在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部分,抓党建就要抓团建。共青团必须贯彻党的要求,根据团的性质和特点,严格遵守党章,认真落实团章,大力推进从严治团,不断加强和改进团的自身建设。必须向全面从严治党的高标准看齐,从严管好团干部队伍,加强对团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让团干部真正成为青年的朋友和做青年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从严管好团员队伍,严格入团程序标准,提高团员发展质量,教育引导团员创先争优、实干争先,增强团员的先进性和光荣感;从严管好团的组织,夯实团的基层组织,创新团的组织设置,规范团的组织生活,增强团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共青团将牢记95年的基本遵循,继承和发扬95年的优良传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不忘初心跟党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续写新的光荣!  2017年05月02日   来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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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3

Mao Zedong Attaches Importance to Letters from the Masses

原标题:邓小平与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  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强调了民族工作中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干部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高度重视。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关于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为我国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与民族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邓小平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和任务,对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和实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我们党一直都很重视民族干部对于解决民族问题和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作用。1949年11月,毛泽东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周恩来论及民族工作时也经常讲到民族干部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1952年7月,针对西南地区复杂而重要的民族问题,邓小平在给西南民族学院的题词中特别强调,“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张汉城主编:《西南民族学院院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使用“关键”这一概念来强调少数民族干部对于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  1966年3月,邓小平视察青海时指出,青海工作最根本的是两个问题,其一是把农业搞上去;其二是解决民族问题。而要“解决民族问题,关键是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页)。这里,邓小平同样强调了少数民族干部对于推动民族地区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进一步强调培养和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在于干部。1978年10月,中组部发出《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强调,民族地区要注意选拔政治思想好和比较懂得业务的少数民族干部。1981年8月,邓小平在新疆视察时,针对当地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头,特别强调,“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新疆的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因此,必须“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这是邓小平再次使用“关键”这一概念来强调少数民族干部对于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地区稳定的重要作用。  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也是贯彻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内容。1984年5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于同年10月起施行。其中第16条、第17条、第18条、第22条和第64条都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配备和培养做出了明确规定。邓小平关于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在这些规定中“得到了集中的贯彻和体现”(贾东海主编:《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比较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干部队伍建设确立什么样的标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把握好“德”与“才”的关系,1940年11月,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具体选拔任用干部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页)。“德才兼备”标准的提出,造就了一大批坚持革命、勇于战斗的干部队伍。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干部选拔培养上也一直坚持这一原则性标准,不过,随着不同时期中心工作的变化,“德”与“才”的具体内涵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将“德才兼备”这一原则性标准进一步丰富发展。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肯定了德才兼备的标准,同时补充了三项标准,“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标准。“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1页)。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标准培养、选拔和任用干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总方针,这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德才兼备”标准的丰富发展。  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上,毛泽东主要着力于培养和任用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干部。因此,“革命化”成了其偏重的主要标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对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发展。新的方针指出,要“大力培养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金炳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1981年7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提出,要“大力培养一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民族群众,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业务工作能力的民族干部队伍”。这实际上就是将干部的“四化”标准推广普及到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上。  此外,邓小平也意识到少数民族干部标准所具有的特殊性。1981年8月,他在新疆视察时谈到,“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对于这一特殊标准的内涵,邓小平指出,“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99页)。这阐明了少数民族干部除要达到一般干部的政治要求之外,还必须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立场上特别坚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对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政府提出要“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民族干部的数量和规模发展得较为迅速。1950年,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只有1万人;1956年,增加到21万人;1966年,则已达到80万人。  尽管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但还面临着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层次分布不合理、基层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和专业技术干部缺乏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邓小平开始注重培养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并注意对其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在少数民族干部的专业技术结构上,1979年11月,国务院在批准国家民委和教育部《关于民族学院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中提出,民族学院必须大力培养“四化”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文化知识结构上,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与班禅大师的谈话中指出,不仅要发展生产,“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这一时期,党和政府主要采取民族院校教育培训、干部学校和民族干部学院培训、委托普通高校办民族班、中央有关部委培训和挂职锻炼等形式大力培养各类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构成上,198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中提出,要“使每个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做到民族干部的构成与当地各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  在邓小平少数民族干部建设思想和国家各级部门出台政策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数量不断扩大,结构逐步优化。截至1992年年底,少数民族干部从1977年的78万人发展到228.4万人;全国5个省级自治区中,少数民族干部在其省级干部、地(厅局)级干部和县(处)级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47.5%、35.9%和32.1%;全国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干部占其总数的比例为75%;全国企事业专业技术少数民族干部占其总数的比例为64.4%(孙懿:《中国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7—98页)。  (作者:黎海波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本文为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课题〔201609〕成果)   2017年05月04日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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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5

The Central Office issued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to deepen the reform program"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作协深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强调,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强化中国作协深化改革的责任和担当。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明确任务,转变职能,优化结构,创新举措,真正把中国作协建设成为对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有强大吸引力凝聚力的群团组织,团结带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学精品。  党中央历来重视发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独特作用,高度重视做好作家和文学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做好新形势下的作家和文学工作、推进中国作协改革多次作出重要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中国作协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方案》明确了中国作协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方案》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改革方向和重点,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化自觉,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按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的总要求确定改革路径,把广大作家更广泛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中国作协改革必须坚持政治引领,坚持以文化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转变职能,坚持服务基层。通过深化改革,切实解决中国作协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协组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更加突出,联系党委和政府同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发挥,凝聚力、影响力和工作活力显著提高,对网络文学和新的文学群体的覆盖面、引导力及服务管理效能显著增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勇攀高峰,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文学精品和文学人才不断涌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呈现日益繁荣发展的生动局面。  《方案》从5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第一,积极转变职能,改革完善组织机构。紧紧围绕政治引领、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推动创作的职能任务,以中国作协领导机构和机关改革为牵引,推动所属单位和文学社团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高领导机构中基层和创作一线作家代表比例,增强代表性和广泛性。优化作协领导机构人员构成,减少行政领导干部所占比例。改革中国作协机关内设机构,强化服务职能。分类推进中国作协所属企事业单位改革。建立根据文学工作特点遴选作协工作人员机制,增强作协队伍专业化水平。  第二,建立健全面向基层、面向社会的服务体系。加大服务基层工作力度。按照党领导群团工作的基本制度要求,加强和改进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协、各行业作协等团体会员单位的指导支持与服务管理,积极推动基层作协组织建设,构建畅通稳定的作协工作体系,形成整体合力,提高工作效能。增强文学公共服务能力,实施文学普及工程,组织面向社会的文学公益大讲堂。创新服务作家工作机制,创新完善优秀作家作品宣传推介展示机制,积极为作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积极关心和帮助解决作家在创作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健全支持少数民族文学的长效机制,鼓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少数民族作家,扶持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出版,开展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和对外交流工作,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工作开展和文学事业繁荣。  第三,建立联系新的文学群体、引导网络文学发展的工作机制。广泛团结联系新的文学群体,积极吸收新的文学群体优秀人才加入作协组织,做好团结、引导、服务工作。在作家培养、作品创作等各项扶持机制中扩大新的文学群体比例。加大新的文学群体中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培养支持力度。探索促进网络文学发展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发挥其在文学网站内容建设、行业自律与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加强网络文学理论评论工作,探索形成符合网络文学特点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传统作家与网络作家交流互鉴,推动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相互促进、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文学社团的积极作用,加强对文学社团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指导文学社团健全领导班子,建立基层党组织,改进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加强社团会员发展、管理和引导工作,规范开展各项文学活动。  第四,构建对外、对港澳台文学交流新格局。搭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平台,举办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学对外交流活动,积极参与国际性品牌文学活动,促进中外文学交流,加强对外文学活动的机制化建设。加强文学精品对外译介和出版,创办多语种的综合性外文文学期刊,扩大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发挥作家在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中的独特作用。继续举办各类国际文学活动,加强与各国作家经常性交流与对话。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文学交流,积极鼓励和支持沿线省份开展相关文学交流活动,更好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服务。积极开展适合港澳作家特点的文学交流和研讨活动。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海峡两岸文学交流,促进两岸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工作,增进两岸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相互了解。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发展,增进与海外华文作家的交流。  第五,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学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治引领,建立各级作协领导班子成员、文学工作者和各级作协会员培训机制,加强对专业作家、签约作家、高研班学员等重点文学群体的政治思想教育。健全行业自律机制,激励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文学精品创作扶持引导机制,扎实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指导各级作协完善签约作家、签约评论家制度。加强重点作品扶持,引导扶持现实题材、爱国主义题材、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青少年题材等专项重点作品,创作推出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健全文学精品和优秀作家激励机制,加强和改进文学评奖工作,更好地发挥评奖对文学精品创作的引导、示范和激励作用。切实把好文学批评的方向盘,充分发挥文学评论在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文学阵地建设管理力度。加强党建工作,充分发挥中国作协党组领导核心作用,承担起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责任、抓党建的主体责任。加强制度建设,严格监督管理各类文学专项基金资金。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积极吸收作家和新的文学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增强党在文学界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指导基层党组织开展正常的组织生活,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  《方案》要求,要强化统筹安排,加强思想引导,坚持循序渐进,认真监督检查,分步有序实施改革任务,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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